流动社会中城市新移民的根植感 : 困境与进路

The rooting sense of new urban immigrants in a mobile society: Dilemmas and approaches

发布时间:2023-07-30  浏览次数:10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社会结构 变化的主要表现。从需求方面来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供给方面来看,我国 长期以来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区域吸引力差异、高等教育推动人口素质提高、户籍制度的逐步松绑等,都使得人口流动变得可能且必要。于是,我国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不断 提升。 1982 年我国流动人口约为 600 多万人, 1987 年全国农村已有 8000 多万劳动力涌入城市。  2000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超过亿, 2010 年流动人口达 2.21 亿。到 2020 年,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 3.76 亿人。以人户分离为标准来观测人口流动,目前吸 纳流动人口最多的是东部沿海省市,流动人口则主要来源于河南、湖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整体来看,中国正在加速从“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

人口的低空间流动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在长期农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一 种社会形态,费孝通先生曾用“乡土中国”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乡土中国”中个体的确定性 非常高,更多的是追求“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安稳感。而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前文提到 的需求与供给,为人口流动提供了条件。人口流动的首要动因和直接收益是收入增长,但大城市 的流动人口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很多农民工、蓝领和 白领在回不去的故乡和融不入的城市间摇摆,对城市生活充满无力感,从身体到心灵无所归依。”  这正是许多流动人口的真实心理写照,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断亲”,与自己故乡的根渐行渐远, 甚至自称“无根一代”。但即使是在“断亲”的壮举后,“他乡”变成“我城”的路途依旧遥远, 流动人口注定在漂泊与根植间摇摆。


理解个体根植感的两个维度

(一)个体根植感何以重要

根植感即一种情感扎根的感觉,它代表了个体对自身所处国家、文化、城市、社区、单位、 家庭的情感认同和归属,能够为人提供坚实的情感基础,赋予个体力量感、安全感、稳定性和抵 御逆境的信心。哲学家威尔 ·杜兰特指出,根植感是人隐藏最深却非常重要的一种需求。弗洛姆也同样在书中写到,人们需要在世界上扎根并找到归属感。具体而言,根植感的内涵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认同感是根植感的首要内容。认同感包括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当个体获得较高认同感,其 自身根植感也随之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现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虚拟化、快 节奏,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惫使人们对于自身和外界的认同感越来越弱。科技在缩短人与人、人 与地的物理距离的同时,也将人与外界的情感距离不断拉长,人们很难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那种情 感联结,这也是近些年社会上怀旧之风兴盛的重要原因。归属感是根植感的显著表现。归属感是 个人对与所属群体之间内在联系的感觉,是自我对这种联结关系的界定、识别和维护。在中国传 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个体最在乎的社会联结,而低流动空间可以天然产生血缘地缘归属。随 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产生的社会归属感也正在弱化,人们的根植感也 随之减弱。安全感是一种与根植感紧密联系的情感状态。当个体对国家城市社会认可、对周围环 境熟悉、工作生活社交稳定、对未来的事情感到可控,个体根植感也将随之增强。

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处于原子化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滕尼斯意义上的以 精神高度契合为基础的“小共同体”已经被打破,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表现出较强的 生疏、淡漠甚至是互害。同时,人与城、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向,许多个体不再将自己生 活和工作的空间看作“精神家园”,而仅仅作为自身存身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手段,根植感的缺失 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难题。那么,为什么要充分重视个体根植感?不仅因为根植感会给个体 带来自觉性的体悟,让个体认识到“我是谁”“我们是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通过根植感,人 与人、人与城之间的情感联结会得到修复和加强, 一种超越滕尼斯意义的“小共同体”的广义“陌生人共同体”有了形成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个体根植感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根植感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城市融入包含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几个  层面。 个体的城市融入首先表现为经济融入,即个体在工作岗位上获得较迁徙前更高的收入。此外,在根植感生成的过程中,个体会与所迁入的城市、社区建立更加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在 社会规范、行为方式、社交网络等方面产生社会融入。在经济与社会融入的基础上,个体对迁入 城市会逐渐产生身份认同和归属,从而产生心理融入。

其次,根植感有助于提高个体对组织的认同水平。组织认同更多的是站在个体角度审视自身 与组织的关系,当个体的价值观、认知模式与组织契合时,个体就会对组织产生归属感,并由此 完成对自身的定义与确认。在对组织认同的基础上,根植感会使他们在面对工作时有较高的心理 韧性且更愿意投入到工作中。

最后,根植感能提升个体的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根植感越强的个体,他们会认为自己处 于一个支持感较强的环境中,有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来帮助其面对挫折和压力。这种认知有利于培 养个体的自信心和心理弹性,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压力。同时,城市的钢筋水泥 使人越来越远离土地,并逐渐生出“不着地”的社会虚无感,进而生成没有意义、空虚、脆弱和 不快乐的感觉。而从“脚踏实地”的自然土地根植,到城市、组织与家庭的社会根植,能在人与环境的情感联结中发展出一种精神食粮和力量,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个体根植感的理论之维

个体根植感的基础是其所在的国家与文化。国家通过不断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为个  体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成为集体标签和总体形象代表,为个体构建了“集体根”。同时,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让个体了解了自己从哪来,建立起对自己所处文化和历史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滋养、定义每个个体,个体的行为里会折射出着他的国家、地域文化。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等思想,更是将“扎根”的理念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华 儿女的心中。例如,个体迁徙到别的国家,生活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往往使其在很长时间无法真正  融入与归属, 但当他们回想起或回到家乡故土时,便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归属与脚踏实地的感觉。

同时,社会活动通过拓展与维系人与人的情感联结,赋予了个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正是  根植感生成的重要来源。威尔·杜兰特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有根,是因为他真正地、积极地、自  然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而这个社会生活是由地点、出生条件、职业和社会环境自动带来的。 正因为社会生活的差异,这些能力与性格迥异的个体共同建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和多层次的  社会形态。社会活动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其中,工作属于广义的社会活动,工作是个体融 入社会的直接网络系统,在工作中个体与同事、客户及利益相关者维系和拓展人际关系,获取社  会支持特别是对组织的认同。狭义层面的社会交往是指工作之外的社交活动,如个体本职工作之  外的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社交休闲活动等,这些活动可以扩大个体社交网络,加深个体对所处 生活区域社会与文化的了解,构建与区域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情感联结,从而提升整体的认同度和  归属感。

家庭对个体根植感的意义亦不可忽视。中国的家文化源远流长,中华儿女自古以来都有着极 强的家庭观念。2022 年 3 月到6 月,笔者团队对 494 位城市新移民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 主要涉及受访者生命历程中的主要事件、在新城市的心理根植现状、根植的主要障碍等。当笔者 团队对流动人口提问“你在 xx 城市扎根了吗?”受访者所认为的扎根的标准一般包括“我在该城市买了房子”“我有了稳定的恋人或结婚生子”。而当我们询问“你的根在哪里”的时候,受访者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在所生活的城市扎根,那他往往将根指向故乡的家及亲人。

城市新移民根植感缺失的现实困境

(一)故乡厌恶导致“旧根已断,新根难成”
虽然很多文学、影视、音乐作品里都透露着对故乡的思念,但也有一些作品表达了创作者对  故乡某些人、事、物或明或暗、或真或假的厌恶, 如加斯顿·杜普拉特导演的电影《杰出公民》等。 在笔者团队的采访中,一些受访者列出了故乡无数的“罪状”。比如,受访者小陈(化名,下同)是一个城市白领,在我们的采访中她表达了深深的故乡厌恶,“故乡,穷、落后、人素质差、方  言难听、人情世故很油腻、没有任何机会,恨不得一辈子不回家”。小李是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  的大学生,他对家乡没有一点热爱,“上大学来到了大城市之后,我逐渐产生故乡厌恶。我和我  的同学仿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的差距并不是由于个人才能造成的,仅仅只是因为出  生地点不同而已。所以,我对故乡始终无法说出热爱”。可见,在流动社会中,一部分人心心念  念想要回忆的过往,却是另一部分人不愿提起的伤疤。
故乡厌恶,是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的“瓦解传统”的典型行为表现。个体需要摆脱 旧秩序的枷锁和负担,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否定,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与秩序。新旧秩序转换必然 带来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通往身份的道路上,是一场持久战,是自由之欲与安全之 需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并总是受到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 以上鲍曼的新旧秩序转 换理论, 为我们观察流动人口扎根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我们常用“树挪死”来描述花草树木的迁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植物要挪活,必须连着旧根一起迁移,人亦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徙, 主要特点是从农村迁往城市,从中西部迁往东南沿海,通俗而言,就是从相对穷困的地方迁往相对 富裕的地方。故乡的旧根特别是血缘、文化、社会网络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实中的流动着的 个体,是个体新根生成的重要因素,而且还将在其人生中施加长远的影响。城市新移民与故乡的快 速脱嵌,在主观上是想要尽快完成由旧转新,但新根的生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客观上 个体很容易处于“旧根已断,新根难成”的断裂地带。当个体在城市中遇到工作、生活中的社会扰 动,其会产生烦躁、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这时,个体得不到新根的养分供给与抚慰,又难以向  旧根寻求庇护。笔者团队调查发现,许多未置业的城市新移民很多会选择同质化文化环境聚居,日  常交往呈现出“业缘为主,亲缘、地缘为辅”的模式。但应该看到,他们越是依赖这种熟人社会个体, 就越难融入城市并形成新根。由此可见,新旧根转换所形成的断裂地带,常常导致城市新移民的人 生处于非连续脱嵌的状态,造成了个体的社会性“裸奔”。
(二)虚拟空间诱惑导致“实根”难生
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虚拟化,人们在微信微博上互相评论、在抖音快手 上娱乐休闲、在京东淘宝上购物,直到在未来的元宇宙时代人们或将被彻底虚拟化。项飚曾提出“附 近”的概念,他认为“附近”是一个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频繁相遇的现实生活空 间,是人们获得多元认知和移情能力的重要场域。而数字社会中过多的虚拟生活使人们正在逐 渐远离“附近”的烟火,而去追求远方的虚无,进而陷入现实的孤独与无助。严飞进一步指出,“附 近”是“行动真正发生之处”,在城市中漂泊无根的新移民, 是跟“附近”产生紧密联系的具象的人。“附近”拥有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三大属性,在虚拟社会中,新移民逐渐远离真实的“附 近”,虚拟工作生活一步步侵蚀着新移民生成实根的环境。
一方面,虚拟数字社会的表面热闹往往带来实际的孤独。如果城市新移民将过多的精力投入 虚拟社会,他们表面上建构了更便捷、广泛的社会联结,形成了对本地社交网络的大量替代。但 当面对线下复杂的城市工作生活时,这些虚拟联结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新移民的实际人际交往与情 感需求,此时他们会感到更加孤独、陌生。另一方面,虚拟媒介的便捷性逐渐打破了本地文化的 地域界限。随着短视频平台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文化信息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一台手机可 以尽览大千文化,但虚拟数字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同一化的特质,地域文化在流量的约束下差异性 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新移民线下接触当地特色文化的机会不断下降,对所在城市精神文化的认 同和归属难以形成。
(三)文化异质性阻碍根植感生成
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跨省迁徙,来自不同省份的新移民往往有着与新城市不同的方 言、饮食、行为习惯,文化异质性对新移民的根植感生成产生阻碍。文化异质性导致了新市民适 应环境困难。来自农村或其他城市的新市民,遇到城市中的人和文化时往往感到陌生和不适应。 文化差异使得城市中的新移民有时甚至感受到被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根植感。正如  笔者团队的采访对象小王所言,“我们办公室有几个本地同事,在正式开会场合经常说本地方言, 我感觉非常受排挤,这影响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程度”。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域差异,个体语言、习惯等也不尽相同,在沟通交流中可能会引发  误解、成见或抵触情绪,继而使个体对城市产生疏离甚至排斥。在我们的采访中,小赵表示,因  为自己来自农村,身上难免会有一些当地的“文化标签”,对于身边人的调侃或者玩笑更加敏感。 同时, 饮食文化的地区差异, 也成为不少新移民难以融入新城市的因素。不少移民到国外的华人, 在谈到如何融入当地时, 经常说“什么都能改, 就是改不了中国胃”。我国省际迁徙形成的新移民, 虽然没有遇到中西的饮食文化鸿沟,但不同地区较大的饮食习惯差异(如“甜咸之争”)也能成为新移民城市归属感的重要阻碍。
(四)公共政策供给不足影响根植感生成
城市公共政策是新移民扎根的基础,对其根植感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  国长期存在着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居民的社会身份与相应福利存在  差异。近几年,许多城市的户籍政策已经很大程度放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门槛,而且在上海、 北京等一线城市落户还是较为困难。这对部分新移民形成了社会围栏,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无法  同等享受城市发展的福利。
首先,城市公共政策供给不足,使得新移民的社会保障不足,增加了新移民的适应难度。新  移民小刘反映 :“我背井离乡来到新城市,最基础的需求是过的比故乡好, 我最需要的是劳动保障、人性化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如果这些最基础的都没有,我会感到困难和沮丧。”其次,公共政策 缺位可能会导致新移民的文化认同感降低,使得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当地文化。例如,如果城市  的政策不保护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不尊重和包容新移民所携带的不同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 将会让新移民感受到排斥和歧视。最后,公共政策缺位可能会导致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困难。缺乏  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和服务,往往使这一群体难以获得合法身份和权利保护,增加了其适应城市的 难度,降低了他们的归属感。

城市新移民根植感的提升进路

(一)营造新移民根植感生成的宏观制度和文化环境
流动人口离开熟悉的家乡进入城市,当民生保障领域的公共服务缺失时,非常容易产生“无 根感”。因此,城市首先需要加强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民生保障领域的公共服务,为 流动人口根植感提供较为完备的外部环境。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可以让人们愿意使自己的 人生大事在城市发生,将人生各个节点都托付给城市。比如,“户口已迁出,地址已改,身份证 已换,为了孩子落户上海,我奋战 10 年, 自考大专、本科,持续交社保。沪A 变新家,愿余生 无憾,眼里全是阳光。”这个受访者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发了这条微信朋友圈,纪念上海优化后 的落户政策给他们一家带来的“全是阳光”。
当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还需要建立新的精神文化家园。以往很多城市建设了历史 文化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新移民情感联结,但民众的参观意愿有待提高。在精神家园的  建设上, 城市文化公园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城市文化公园可以利用本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 为城市社区提供优质的访问场所,使居民与城市环境、历史和文化互动。城市文化公园建设的关 键是如何将城市文化公园化。城市文化公园需要提炼代表本地精神的文化元素和文化载体,并将 其物化、活动化、休闲化,开发成可观看、可阅读、可体验、可感悟的文化场景,让公众在公园  中体验活化的文化场景,感受到本地文化魅力,实现文化的传承,从而提高本地文化认同。
(二)激发新移民根植感生成的内驱力量
根植感的生成还需要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个人的能动性是新移民根植感生成的内在动力源  泉,是任何外界因素都难以轻易撼动的存在。尽管在生命历程中存在着年龄级规范的社会控制, 但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己的主观选择可以使其生命阶段和实际社会变迁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 “松散的匹配”。个人能动性体现着人自身内在的力量,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创造的力量。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不少受访者都有在上海工作后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返回家乡生活的经历,但是  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回乡后又“不甘寂寞”,“二次”来到上海打拼。这些受访者往往都 积极面对人生挫折,发挥了极强的个人能动性,在大城市不断扎根。同时,应鼓励个体积极通过 社会活动拓展社会关系,社交可以促进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系,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也可以  分享丰富的情感和信息。
(三)缔造新移民消费型根植联结
有助于城市新移民根植感生成的消费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本地品牌消费。当新移民 面临汽车、家电选购,电视台或娱乐网站的选择时,在产品质量相似的前提下,消费本地品牌可 以提升新移民与城市的情感联结。第二,本地老字号产品消费。本地老字号产品的传统工艺,承 载着本地精神和传统文化,新移民通过本地老字号产品消费,可获得与城市历史文化的联结,在 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根植感。第三,城市文化公园旅游消费。城市文化公园为市民提供了各种形式 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休闲服务,有助于新移民更好地了解和适应当地文化,在活动中结识其他 居民,并融入更广泛的城市社区。第四,商店、饭店的怀旧消费。在一些城市经常可以看到怀旧 商店、饭店,里面摆设着许多老物件,配着怀旧音乐,新移民在这些场景的怀旧消费中,可以与 城市历史产生情感联结。
同时,应注意到新旧根并不是一对矛盾体,故乡的旧根对新根生成也能提供养分。事实上,大部分新移民对故乡产品仍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故乡食品对城市新移民有很大的抚慰作用。例如,此前在网上大火的“黄桃罐头保护每个在外漂泊的东北孩子,钙奶饼干会保护每个在外漂泊 的山东孩子,胡辣汤会保护每个在外漂泊的河南孩子……”,故乡产品能勾起漂泊在外者的家乡 记忆,当他们在外打拼中遇到困难时可以提供心理庇护。
(四)创造“实根”生长的良好环境

根植感的生成,很大程度上还依赖我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对“附近”的找回,城市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引导城市新移民脱虚向实,为“实根”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就业和收入是“实根”生长的物质基础。大部分人离开故乡,就业机会多少与工资高低是新城市选择的首要依据,所以相关部门应该更加重视就业和收入问题,尤其是作为“储备新移民”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此前,“211硕士毕业工资5000”“大学生最难就业年”等报道客观上制造了社会的焦虑,需要政府充分发挥“有形之手”的调控功能,通过“将就业置于宏观目标首位;强化技能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以优惠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消费服务业发展和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方式,进一步解决新移民尤其是“储备新移民”所面临的“城市留不下”的困境。其次,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助于“实根”生长。相关部门在创造条件促进新移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同时,必须重视家庭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工作生活中,新移民经常会产生悲伤、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这更加需要家庭充分发挥支撑作用。最后,要引导新移民在社交上脱虚向实。通过现实的社交,新移民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了解所在城市的文化和习俗,促进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从而提升对新城市的根植感。

The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and the mobile China is taking shape.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ooste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rought higher economic returns to individuals,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 sense of drifting and rootlessness. Rootedness is a feeling of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belonging, which can promote urban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crease their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commitment, and improve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individual's sense of rooting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ountry and culture in which he or she is located, and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individual's social activities and family life. Public managers and individuals can enhance the immigrants' sense of rooting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generating a macroscopic system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new immigrants;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drive of individuals; making a consumer oriented rooted connection; creating a favorable atmosphere for “solid root” growth.

引用:张义,韩百玲.(2023).流动社会中城市新移民的根植感:困境与进路. 探索与争鸣, 6,161-16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