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同时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制造业服务化作为用户与企业互动的创新形式，通过获取客户的黏性信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帮助传统制造型企业从产品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型、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加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重点方向，Neely基于制造业大型国际数据库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制造企业实行服务化策略比例已经达到30%，增加比例还在逐渐变大。
研究问题
目前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因素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实际受到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多因素联合效应会对制造业服务化产生何种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多因素如何联合起来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本文以TOE理论框架和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制度情境和实践场景，确定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技术、组织、环境3个方面条件变量，构建制造业服务化组态效应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行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实证检验组织、技术与环境3方面因素构型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机理，试图打开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化转型产生演化的“黑匣子”。
研究模型
本文在分析整理现有服务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技术、组织和环境等维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作为变量集合，构建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组态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模型
研究设计
对187家涵盖大、中、小型的制造企业进行梳理，全方位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库，同时标注出实施服务化转型策略的制造企业。为保证样本来自不同企业属性、不同行业技术程度和不同行业集中度，数据不仅满足代表性、丰富性与易取得性等原则。本文结合研究的实际情况，选取28家样本企业进行分析。
研究结论
产品技术升级、数字平台搭建、企业战略转型、人才体系建设、企业竞争压力和客户需求变化均不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单个因素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解释性不强。
驱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4个组态路径被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技术-环境主导组织协同型和组织-环境主导技术协同型，这3种类型的组态路径均能有效实现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理论贡献
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构建中国情境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本研究框架结合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现实情形，有机整合“技术-组织-环境”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扩展出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6个二级影响因素有产品技术升级、数字平台搭建、企业战略转型、人才体系建设、企业竞争压力和客户需求变化。以TOE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整合6个影响因素构建数字经济背景下组态路径关系的作用模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组态视角”，拓展TOE理论框架在解释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复杂因果关系中的应用。现有研究多应用TOE理论框架解释企业新技术应用的情形，使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技术、组织、环境等条件中的某个因素对企业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而本文以多重条件的联动组合为基础，探究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组态路径，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化转型的“黑匣子”，丰富和扩展了中国情境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理论研究。
管理启示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在资源约束的现实条件下政府不能同时推动所有的发展因素，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做到有的放矢。本文研究发现，6个因素的合理组合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殊途同归”，4条组态路径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产生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在大力倡导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进程中，政府需要引导企业高度重视产品技术升级、企业战略转型和数字平台搭建的重要作用，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4条组态路径中产品技术升级、企业战略转型和数字平台搭建这3个影响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这3个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产品技术升级和企业战略转型均出现在4条组态路径中，数字平台搭建出现在3条组态路径中。因此，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开发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加速产品技术升级迭代；积极搭建数字平台，提升产品服务能力；借助数字经济的东风，实施企业战略转型，采用适应的转型组态路径，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引用：李煜华, 廖承军, 向子威. 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 38(08),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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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drivingfactors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The paper appli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ison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mplex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of multi-factor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by taking 28 representativ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as samples. The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①Product technology upgrade,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talent system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customer demand change are not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ingle factor does not explain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strongly. ②There are four configuration paths driving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the collaboration-oriented path under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dominant logic, the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path under technology-environment dominant logic, and the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path under organization-environment dominant logic.Three types of configuration paths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elp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mong multiple factors for 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useful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作者简介：李煜华，博士/博士后，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本、硕、博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黑龙江省文化名家暨“六个一批”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项目15项；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及省社科项目等30余项。先后在《科研管理》、《研究与发展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管理学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1篇，出版专著3部；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获校级优秀教师、优秀主讲教师、优秀党员、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